1963年修建的河南贡院碑亭

河南贡院大门（摄于20世纪初）

河南贡院考棚（摄于1989年）

河南贡院执事楼（摄于1984年）

1732年“改建河南贡院记”碑拓片（局部）

1844年“重修河南贡院碑记”碑拓片（局部）

　　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中轴线西侧，有两座古朴典雅的四角攒尖顶碑亭，亭中各矗立一通高大厚重的石碑。石碑稍显斑驳，字迹依然清晰，它们被称为“贡院碑”。两座碑亭之所在，是清代河南贡院的旧址。

　　贡院是科举时代士子应试的考场，开科取士的地方。两通碑曾目睹了中国最后的科举考试在此进行的盛况。

　　岁月更替，已逾百年。一代代师生朝夕于斯，弦诵游息，教化之泽，深入人心。

　　◎清末最后一场会试

　　1900年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，慈禧、光绪逃至西安。第二年，事态平息，回銮北京时，慈禧一行在开封稍驻。慈禧和光绪两宫钦定，1902年8月的顺天乡试、河南乡试合并在河南贡院举行，1903年2月和1904年3月的全国会试也在河南贡院举行。

　　消息一出，开封古城顿成焦点。两省乡试，赴考的秀才数万人；两科会试，全国赴考的举人数千人，和他们一起来的，有国家负责考务的官员，各路钦差大臣，还有应试者带来的仆役、伙计，随之而至的商贾、钱庄、书铺、优伶、艺妓……

　　数万外乡人齐聚开封，从考前到考后，停留的时间长达数十日，舟船频繁，车水马龙，开封城中，人头攒动。

　　原来的考棚远远不够，光绪皇帝下令，重修河南贡院。一时间，开封大兴土木。

　　修复后的上万间考棚，一排排林立，每排二十间，十分壮观。

　　考试分三场进行，每场三天，凌晨即点名。贡院的大门、二门、三门均安排搜检差役，考生过此关后，始得进入号房，一人一间应试做题。考生从进入号房到第一场结束的三天内，不许外出，形似进入牢狱。第一场考完交卷，考生才能走出号房，犹如放风一般，然后进入第二考场。

　　冯友兰在《三松堂全集》（第一卷）中，记录了1923年他任中州大学（河南大学前身）哲学教授时，看到的考棚：“号舍的建筑是一排一排的像长廊那样的房子，每一排房子都有一个照着《千字文》‘天地玄黄……’的次序排列的代号，每一排房子都有许多隔断墙，隔成许多像鸽子笼那样的格子。在考试的时候，每一个应考的人占一个格子。这样的格子，如果在中间挖一个坑，那就是一个天然的厕所……就这样一个地方，一个应考的人进去，要住两三天，这是他睡觉的地方，是他做饭吃饭的地方，也是他做文章的地方。这样折腾两三天，身体不好的人，或者再有潜伏的疾病，很可能会发作，又得不到适当的治疗，可能就会死亡。”

　　读书人对科举趋之若鹜，矢志不渝，因为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闻”。他们哪怕是考中仕途最低阶层的秀才，也可以光耀门庭，更不用说考中进士后那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无限风光。

　　1904年甲辰会试，考的仍是策论，共取进士273名。《清秘述闻三种》中记录，这次会试的第一名是谭延闿，会试后的殿试，第一名状元是刘春霖，第二名榜眼、第三名探花分别是朱汝珍和商衍鎏。

　　河南大学校史馆馆长王学春讲述，末代状元产生的各种传闻，给这次科考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1904年是大旱之年，民众急盼一场春雨。慈禧在审阅殿试策论时，看到“春霖”二字，顿时想到春风化雨、普降甘霖之意，刘的籍贯为直隶肃宁（今属河北省），地处京畿，“肃宁”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，这一切，对于烽烟四起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而言，自然是吉祥之兆。慈禧大笔圈定，钦点刘春霖为状元。刘春霖以会试第17名的身份状元及第，名单发布，轰动朝野。

　　◎河南贡院见证科举历史

　　唐人李肇在《唐国史补》中说：“开元二十四年（公元736年）……始置贡院。”朝廷在这里选拔人才，贡献给皇帝或是国家，因而被称为贡院。

　　宋徽宗时，隶属于礼部的贡院在开封设立，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（公元1279年），改为河南贡院。明末时，河南贡院规模壮观，崇祯十五年（公元1642年）黄河水入城，开封沦没，贡院毁于一旦。

　　清顺治十六年（公元1659年），河南贡院在明代周王府旧址上重建，院内号舍5000多间，用于监控的明远楼高约四丈，并在后山屏上建文昌阁一座。

　　河南大学校园内的碑刻，记载了河南贡院的一段变迁。一通是雍正十年（公元1732年）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田文镜撰文的“改建河南贡院记”碑，另一通是道光二十四年（公元1844年）兵部侍郎鄂顺安撰文的“重修河南贡院碑记”碑。两通碑形制相同，高2.72米，宽1.14米，碑帽前后，刻有腾跃于巨浪之上的双龙石雕，方形碑座的四个侧面，刻有腾龙浮雕，碑文楷书字体，工整秀丽，堪称书法佳作。

　　田文镜写道，周王府的旧址地势低洼，加上许多人屡屡在此挖掘地下的器物，致使贡院东、西、北三面形成水塘（今龙亭湖）。于是他们在省城东北隅上方寺南（今河南大学外语楼一带），购得197亩地，经上奏应允，修建号舍9000间，规模比以前有所扩大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河南应试士子的增加，号舍还是不够，只能临时使用芦苇架设的考棚，这引起很多考生的不满。

　　其实，为适应科举之需，河南对贡院还是有过重修增制的。河南布政使林则徐于道光十一年（公元1831年）书丹的“重修河南贡院记”碑，曾记载了当时重修贡院的景况：此次重修，历时23个月，增扩了号舍的宽度和高度，号舍达到11866间，办公用房99间，开凿5眼水井，“已建不朽之规”。

　　时间到了道光二十一年（公元1841年）夏，黄河在祥符县(现开封市祥符区)决口。开封城西北是水势汹涌之地，河南贡院在开封城东北，地势较高，人们于是拆掉贡院的数百万砖石，转运城西，拯救危难。

　　水退后，再次兴建贡院。1844年的“重修河南贡院碑记”称，重建后的贡院“鳞次栉比，万厦一新”，重建考场1万多间，凿井5口，花费白银11万两。修建者感叹，开封城内尊长爱幼，风俗醇厚，河南不愧是先贤们的桑梓之地，美雅之风代代相传。

　　重修后的河南贡院，与当时北京的顺天贡院、南京的江南贡院和广州的广东贡院，并称为中国四大贡院。

　　光绪二十七年（公元1901年）7月25日，清政府在北京与英、美、俄、德、日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《辛丑条约》的“附件八”明文规定，在被议定为（义和团）滋事的地方，停止文武考试五年，其中以直隶省、山西省及东三省所禁止的府州县最多，顺天贡院也在其列，河南省有南阳府和光州府两地停考，开封则不受影响。

　　清政府采取了折中的方法——借棚调考，即借外地考场来举行考试，如《清实录》所言：“其条款所开停考各府州县，从权借棚调考……”

　　学者张晓川在《关于癸、甲二科会试》中提到：各国所议，用停止科举考试的办法，惩罚受义和团运动影响而排洋的州县，说明他们已经感觉到了科举考试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。而清王朝尽管在军事、外交上屡屡失利，但在科举考试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：由京入汴，因陋就简，仍按旧制，导演了暗度陈仓的一出好戏。

　　◎科举时代宣告结束

　　二十世纪开端那几年，内忧外患的清政府，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危机。朝堂之上，一群头悬长辫、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，痛切地找寻中国落后的原因，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，而缺乏人才的原因，是科举制度带来的祸害。

　　1903年3月，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联名上奏，奏章中说：“科举一日不废，即学校一日不兴，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，国家永远无救时之才，中国永远不能进入富强，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。”

　　1905年9月，袁世凯、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再次上奏，请求速废科举。奏章中说，如果立即废止科举，兴办学校，培养的人才也得等十几年以后才出来，如果十年后停止科举，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育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。但是，中国等不了那么久了——“强邻环伺，岂能我待”！

　　在兴学育才、强国御辱的时代氛围中，科举制度被一路追缴，波澜不惊地走到了终点。1905年，清政府下谕，废除科举制。

　　开封的河南贡院，也成为这一考试的终结地而被载入史册。

　　科举制度，在中国整整实行了1300年之久，曾经选拔出十万以上的进士、百万以上的举人，如果他们站在一起，会是黑压压的一片，望不到边际。学者余秋雨在《中国文脉》中点评：“通过文化考试在全国男子中选拔各级管理者，使中华文明越过无数次灭亡的危机而浩荡延续。正是这种延续，使我们有可能汲取千年前的伟大精神力量，知道什么是永恒的高贵，什么是不朽的美典。然而，也是由于它，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宏大存在，却又未能走向强健。”

　　美国学者罗兹曼在《中国的现代化》中评论：“科举制废止的1905年，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，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，它是一个比1911年革命（辛亥革命）更为重要的转折点……科举制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，是维系儒家学说在国家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……考试制度的改革，是中国的一个突变点，在实际意义和转折标志上，都大致类同于集中体现了转变时代开始的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，以及日本1868年明治《复古诏书》颁布后不久的废藩革新。”他认为：“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科举制度的被废除，使得以外来知识解决社会问题的探索重新得到了重视，造成了留学热潮，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，都有重要的促成作用。”

　　1912年，以林伯襄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河南仁人先贤，在清代贡院的旧址上，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（河南大学前身），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，与当时的清华学校（清华大学前身）和南洋公学（西安交通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前身）呈三足鼎立的局面。

　　预备学校开班时，有的学生会跑到贡院的考棚里学习，考棚的墙壁上仍留有士子们的笔迹：“墙外蟋蟀叫，夹道萤火明”“未登青云路，先进枉死城”。预校学生在前清的贡院学习“声光化电”（清末民初时指自欧美传来的自然科学和技术），朗声诵读外语，恰是当年社会新旧杂陈的缩影。

　　1904年甲辰会试中的胜出者，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，转折出各自不同的命运：会元谭延闿，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院长；状元刘春霖，曾在总统府任秘书，后来卖字为生；榜眼朱汝珍不知所踪；探花商衍鎏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。

　　有人说，他们“已忘其为故国词臣”，是清政府科举取士的失败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也是科举取士的成功。

　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，一个个怀揣梦想的考生。在河南贡院这块不同寻常的地方，留下了士子们匆忙赶考的脚步，也留下了一个图强变法的时代足迹。

　　绘图/王伟宾本版照片由河南大学档案馆提供□本报记者赵慎珠